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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提的问题很多。最普遍的是:怎样学美学?该具备哪些条件?用什么方法?此外当然还有就具体美学问题征求意见的。例如说:“你过去在美学讨论中坚持所谓‘主客观统一’,还宣扬什么‘直觉说’、‘距离说’、‘移情说’之类‘主观唯心主义货色’,经过那么久的批判,是否现在又要‘翻案’或‘回潮’呢?”马克思和毛泽东同志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同时也都是“共同美感”的见证人。马克思在一系列的著作中高度评价了过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的文艺杰作,从古希腊的钟话、史诗、悲剧、喜剧,文艺复兴时代的但丁《神仙》、莎士比亚的悲剧、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直至近代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而且早年还亲自写过爱情诗。毛泽东同志也是如此,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渊博、深湛的认识和终生不倦的钻研和爱好,而且在自己的光辉的诗词中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精华,甚至不放弃古典诗词的格律,真正做到了推陈出新。难道这两位革命导师对各种类型社会的古典文艺的爱好不足以证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阶级有共同的美感吗?其次,用形象、朴实、精确的语言解释抽象、深奥的美学概念、范畴、原理。这在朱光潜青年时期写的《谈美》一书中就已经得到体现,而80年代的这本书又继承了过去的传统,以最通俗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解说艰深的美学范畴、原理。诚博国际网站喜剧所摹仿的是比一般人较差的人物。“较差”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坏”(或“恶”),而是丑的一种形式。可笑的对象对旁人无害,是一种不至引起痛感的丑陋或乖讹。例如喜剧的面具既怪且丑,但不至引起痛感。

诚博国际网站这就是谐、隐和文字游戏的结合。讥刺容貌丑陋为谐,以谜语出之为隐,取七层宝塔的形式,一层高一层,见出巧妙的配搭为文字游戏。谐最忌直率,直率不但失去谐趣,而且容易触讳招尤,所以出之以“隐”,饰之以文字游戏。就可以冲淡讥刺的一点恶意,而且嵌合巧妙,令人惊喜,产生谐所特有的一种快感。这种快感就是美感。可笑的事物好比现实世界的一池死水偶然皱起微波,打破了沉闷;但它毕竟有些丑陋乖讹,也不免引起轻微的惋惜的不快感,从此也可见美感的复杂性,不易纳到一个公式概念里去 。大家都同意称为“现实主义”的一切东西都和我毫不相干,尽管他们要把我看作一个现实主义的主教。……自然主义者所追求的一切都是我所鄙弃的。……我所到处寻求的只是美。最浅而易见的是语言的常识。有人仿佛认为“形象思维”是胡编妄造,根本没有这回事;也有人认为这个词仿佛从别林斯基才形象用起,意思是“在形象中思维”(think in image)。实际上这个词在西文中就是Imagination中译是“想象”。在西方,古代的菲罗斯屈拉特(公元170—245年),近代的英国经验派先躯培根都强调过想象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想象”这个词,屈原在《远游》,杜甫在《咏怀古迹》里都用过。情感和想象是西方浪漫运动中的两大法宝。在近代美学著作中从给“美学”命名的鲍姆嘉通,经过康德、黑格尔到克罗齐,所讨论的都主要是想象。俄国的别林斯基和德国的费肖尔两人才开始用。“形象思维”来解释“想象”一词的意义。参加辩论者有人把俄文和德文中想当于英文think in image的短语译为“在形象中思维”,而且根据这种误解来大做其文章。这正如把I speak in English理解为“我在英文中说话”。这岂不是闹笑话么?

形象思维的客观存在及其在文艺中的作用,在心理学和美学这些科学领域里应该说是早已有定论了。可是我国近年来却有人提出异议,否认文艺要用形象思维,甚至根本否认形象思维的存在。一九七七年一月,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了。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联系到新诗前途,信中还进一步指出:“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这个重要文件的发表,对于解决了国内早已引起争论的形象思维这一重大问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近三年来就已在文艺界和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辩论不正在继续进行。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好形势。从此可见,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辩证统一含有两点互相因依的要义:人之中有自然,自然之中也有人。人得到充分发展要靠自然得到充分发展,自然得到充分发展也要靠人得到充分发展。自然是人的肉体食粮和精神食粮的来源,是人的生产劳动的基础和手段。人在劳动中才开始形成社会。生产劳动就是社会性的人凭他的本质力量对自然的加工改造。在这过程中,自然日益受到人的改造,就日益丰富化,就成了“人化的自然”;人发挥了他的本质力量,就是肯定了他自己,他的本质力量就在改造的自然中“对象化”了,因而也日益加强和提高了。这就是人在改造自然之中也改造了自己。人类历史就这样日益进展下去,直到共产主义,人和自然双方都会得到充分发展,这就是“人的彻底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彻底的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谈到这里,不妨趁便提一下,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美学界在研究方法上有机械观与有机观的分野。机械观来源于牛顿的物理学。物理学的对象本来是可以拆散开来分零件研究,把零件合拢起来又可以还原的。有机观来源于生物学和有机化学。有机体除单纯的物质之外还有生命,这就必须从整体来看,分割开来,生命就消灭了。解剖死尸,就无法把活人还原出来。机械观是一种形而上学,有机观就接近于唯物辩证法。上文所举的康德以来的一些美学家主要是持机械观的。当时美学界有没有持有机观的呢?为数不多,德国大诗人歌德便是一个著例,他在《搜藏家和他的伙伴们》的第五封信中有一段话是我经常爱引的:诚博国际网站不过过去人们虽早已看出这种分别,却没有在这上面大做文章。等到十八、九世纪作为流派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各树一帜,互相争执,于是原先只是自在的分别便变成自觉的分别了。文艺史家和批评家抓住这个分别来捡查过去文艺作品,也就把它们分派到两个对立的阵营中去了。例如有人说在荷马的两部史诗之中,《伊利雅特》是现实主义的,而《奥德赛》却是“浪漫主义”的,并且有人因此断定《奥德赛》的作者不是荷马而是一位女诗人,大概是因为女子较富于浪漫气息吧?

话虽如此说,自从近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艺术典型观也确实起了两个重大的转变。一、在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对立关系上,重点由共性转向个性,终于达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解放个性原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一个理想。二、在人物行动的动因方面,艺术典型由蔑视或轻视环境转向重视环境,甚至比人物性格还看得更重要。从前只讲人物性格,现在却UF“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主要由于近代社会政局的激变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造成的。在美学中这两大转变由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开其端,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集其大成。现在分述如下:第二个问题是上文已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写过一部美学或文艺理论专著,是否就没有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吗?写过或没有写美学专著,和有没有完整的美学体系并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写过美学专著,这是事实;说因此就没有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这却不是事实。某些人有这种误解,和《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选本有关。选末对于普及马列文艺思想和帮助初学者入门,应该说还是有点用处的。但目前流行的几种选本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划了一些专题的鸽子笼,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著整章整段地割裂开来,打散了,把上下文的次第也颠倒过来了,于是东捡一鳞,西拾一爪,放进那些专题鸽子笼里去,这样支离破碎,使读者见不到一部或一篇论著的整体和前后的内在联系。这样怎么还能见出马列主义的完全体系呢?这类选本之中也有比较好的,例如较早的东德立夫习兹 (Lifchitz)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有中译本)和苏联国家出版社编的较简赅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编得最坏的是俄文本《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 (也有中译本),其中一开始便是“艺术创作的一般问题”,用大量篇幅选些关于“革命悲剧”、“现实历史中的悲剧和喜剧”、“黑格尔的美学”等方面论著,仿佛这些就是艺术理论中的首要问题。至于真正的首要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降到次要地位,选目也很零碎。例如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样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特别重要的文献竟没有入选。我们自己根据这类选本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也有同样的毛病而分量更单薄,而各大专院校所经常讨论的项目就更单薄,注意力往往集中到评论具体作者和具体作品的几封信上去。从这些零星片面的资料来看,当然很难看得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美学体系了。恩格斯尽管指出唯心主义世界观使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本末倒置,却也丝毫不贬低人在统治自然之中思维所起的巨大作用,他拿人和动物比较说:文学在各门艺术中既占有这样独特地位,它的媒介既是人人都在运用的语言,而它的范围又这样广阔,这些事实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们每个人都在天天运用语言,接解到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思想情感时时刻刻在动荡,所以既有了文学工具,又有了文学材料,那就不必妄自菲薄,只要努一把力,就有可能成为语言艺术有或文学家。当文学家并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在文学这门艺术方面有些实践经验,认识到艺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了这个结实基础,再回头研究美学,才能认清道路,不至暗中摸索,浪费时间。

这就是有机观。这是伟大诗人从长期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不是从抽象概念中出来的。着重人的整体这种有机观,后来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信里还要详谈。在第8封信中,朱光潜认为文艺创作应以形象思维为主,以抽象思维为辅。他认为形象思维就是想象,在西方,古罗马的菲罗斯屈拉特,近代英国的培根都强调过想象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在我国古代,屈原在《远游》中和杜甫在《咏怀古迹》里都使用过想象这个词。形象思维就是运用形象进行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形式,但它们的功用是相同的,就是通过开动脑筋来掌握和解决面临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它们既是一种实践活动,又是一种认识活动。不同的是它们所运用的形式。思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掌握具体事物的形象,如声、色、形、味等,通常称之为感觉、印象、观念或表象。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都经历了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便显出不同的特点:形象思维把从感性认识得来的各种映象加以整理安排,来达到一定的目的,抽象思维是把许多感性形象加以分析和综合,求出每类事物的概念、原理或规律;形象思维由原始的感性认识飞跃到生动具体的典型形象,而抽象思维则由原始的感性认识飞跃到抽象的概念或结论。朱光潜在第7封信中主要从生理学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节奏感、移情作用和内模仿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值得重视的、需要重新加以评价和研究的。作者认为节奏是音乐、舞蹈和歌唱这些最原始也最普遍的三位一体的艺术所共同具有的一个要素。节奏不仅见于艺术作品,也见于人的生理活动。人体中呼吸、循环、运动等器官本身的自然而又有规律的起伏流转就是节奏。如果审美对象所表现的节奏符合人体的生理自然节奏,人就感到和谐愉快,否则就感到“拗”或“失调”,就不愉快。所谓移情就是指人在聚精会神中观照一个对象(自然或艺术作品)时,由于物我两忘而达到物我同一,把人的生命和情趣“外射”或移注到对象上去,使本无生命和情趣的外物仿佛具有人的生命活动,使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也显得有人情。我国的咏物诗词里大半都有移情因素,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移情是由我及物,而内模仿也是移情,不过侧重由物及我的一面。内模仿是从生理学角度讲的,主要代表是谷鲁斯。谷鲁斯以看跑马为例说,人看跑马时并不真正去模仿马的动作,但是他的心灵和肉体也都紧张着,确在“心领神会”地进行着模仿,而且享受着由这种模仿所引起的愉快。由此看出,内模仿具有游戏的性质,如果由于运动的冲动过分强烈,内模仿转变为行为的模仿,例如曾有一些少年读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之后去模仿维特自杀,这就不再是美感了。朱光潜认为中国文论中的“气势”和“神韵”,画论中“气韵生动”都是凭内模仿作用体会出来的。中国书法往往表现出人格,颜真卿的字就像他的为人一样刚正,风骨凛然;赵孟頫的字也象他的为人一样清秀妩媚,随方就圆。我们欣赏颜字,便不由自主地正襟危坐,模仿他的端庄刚劲;欣赏赵字便不由自主地放松筋骨,模仿他的潇洒婀娜的姿态。朱光潜在《谈美书简》的结束语中,谈到了必然与偶然在文学中辩证统一的关系问题。问题的缘起是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序言”里说的一段话:“机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要想达到丰富,只消去研究机缘。”这段话给他很大触动,使他在读恩格斯给约·布洛赫的信时产生了许多联想。恩格斯在信中说“……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因素,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其中内部联系很疏远或很难确定,使我们把它们忽略掉甚至认为它们并不存在)而向前发展……”这就是说,必然要通过偶然而起作用。他想起一个有趣的例子:普列汉诺夫引用的法国巴斯卡尔一句俏皮话:如果埃及皇后克莉奥佩屈拉的鼻子生得低一点,世界史也许会改观。同时他想起文学名著中几个著名片段:希腊伊底普斯杀父娶母,罗密欧与朱丽叶为情而死,《牡丹亭》中杜丽娘为情所困等。显然,这些事件或情节之所以能引人入胜,就是由偶然机缘所造成的惊奇感,而惊奇感正是美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朱光潜认为,偶然机缘是文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偶然机缘背后总是隐藏着一种必然性。恩格斯解释“偶然事件”时说它们有“内部联系”,不过这种联系很疏远或难以确定,还没有为人所认识,这就是说,人还处在无知状态中。希腊神话就是无知和幻想的产物,人们不安于无知,于是就幻想出种种的神作为偶然事件的动因。古希腊人把“未知的必然”称作“命运”,这一方面暴露了人的弱点,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人依凭幻想去战胜自然的强大生命力。

文学的独特地位,还有一个浅而易见的原因。语言是人和人的交际工具,日常生活中谈话要靠它,交流思想感情要靠它,著书立说要靠它,新闻报道要靠它,宣传教育都要靠它。语言和劳动是人类生活的两大杠杆。任何人都不能不同语言打交道。不是每个人都会音乐、舞蹈、雕刻、绘画和演剧,但是除聋子和哑巴以外,任何人都会说话,都会运用语言。有些人话说得好些,有些人话说得差些,话说得好就会如实地达意,使听者感到舒适,发生美感,这样的说话就成了艺术。说话的艺术就是最初的文学艺术。说话的艺术在古代西方叫做“修辞术”,研究说话艺术的科学叫做“修辞学”,和诗学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古代西方美学绝大部分是诗学和修辞学,亚理斯多备、朗吉弩斯、贺拉斯、但丁和文艺复兴时代无数诗论家都可以为证,专论其它艺术的美学著作是寥寥可数的。我国的情况也颇类似,历来盛行的是文论、诗论、诗话和词话,中国美学资料大部分也要从这类著作里找。我们历来对文学的范围是看得很广的,例如《论语》、《道德经》、《庄子》、《列子》之类哲学著作,《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之类史学著作,《水经注》、《月令》、《考工记》、《本草纲目》、《刘民要求》之类科学著作乃至某些游记、日记、杂记、书简之类日常小品都成了文学典范。过去对此曾有过争论,有人认为西方人把文学限为诗歌、戏剧、小说几种大类型比较科学,其实那些人根本不了解西方学界情况,如果他们翻看一下英国的《万人丛书》或牛津《古典丛书》的目录,或是一部较好的文学史,就会知道西方人也和我们一样把文学的范围看得很广的。这么看来,文艺创作就不能单单依靠形象思维。因为文艺不仅要用形象去思维,还要对形象进行重新组合和安排,以造出典型形象,即新的形象整体。文艺创作一般都有个构思阶段,思想情感白热化阶段,还有一个修改阶段。白热化阶段是文艺创作活动的高峰,这是一种聚精会神的状态,一般只专注于形象思维上;但构思阶段与修改阶段,就不仅要有形象思维,也要有抽象思维,比如参观访问、搜集素材、整理资料就不完全是形象思维的事;另外,考虑听众或观众的要求,作品可能产生的效果,乃至具体的排演、印刷等等事项,也都少不了抽象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是构成人的思维能力的两个方面,而人是一个整体,在具体的思维活动中很难截然划分,特别是在文艺创作中,它们往往是交叉作用的。但是文艺创作毕竟以形象思维为主。既然如此,文艺创作的思维的结果就要体现在形象中,而不是体现在概念里。德国音乐家舒曼曾经谈到:“批评家们老是想知道音乐家无法用语言文字表现出的东西。他们对所谈的东西往往十分没有懂得一分。上帝呀!将来会有那么一天,人们不再追问我们在神圣的乐曲背后隐寓什么意义么?先把第五音程辨认清楚罢,别再来干扰我们的安宁!”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不是因为他在作品中宣扬了人对基督的爱及人与人的爱,个人道德修养和反对暴力抵抗,而是因为他忠实地描绘了当时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的矛盾态度和情绪。托尔斯泰的胜利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不应是概念性,而应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倾向性。倾向性是一种总的趋向,不必作为明确的概念性思想表达出来,而应具体地形象地隐寓在故事情节发展之中,通过故事情节自然地流露出来。诚博国际网站一切艺术都要有一个创造主体和一个创造对象,因此,它就既要有人的条件,又要有物的条件。人的条件包括艺术家的自然资享、人生经验和文化教养;物的条件包括社会类型、时代精神、民族特色、社会实况和问题,这些都是需要不断加工改造的对象;此外还要加上用来加工改造的工具和媒介 (例如木、石、纸、帛、金属、塑料之类材料,造形艺术中的线条和颜色,音乐中的声音和乐器,文学中的语言之类媒介)。所以艺术既离不开人,也离不开物,它和美感一样,也是主客观的统一体。艺术和社会都在不断变化和改革中,经历着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关于艺术的这些基本道理我们关此在学习马克思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和《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经典著作的有关论述中已略见一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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